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改编，莎士比亚的戏剧地位

林鹏、朱选石、董丙升：“莎士比亚戏剧”是根据中国文化和文学编造的。 “莎士比亚戏剧”是根据中国文化和文学编造的。

—— 其本质是文化殖民的工具

林鹏、朱炫石、董冰生

莎士比亚肖像

一。莎士比亚迷

中国——伊丽莎白时代“伟大作家”接受的“莎士比亚观”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英国作家、杰出剧作家和诗人。他被誉为“人类文学的奥林匹亚宙斯”，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创作了众多通俗文学作品。它与古希腊三大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并称为戏剧史上四大悲剧之一。

尽管莎士比亚是用英语写作的，但他确实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人物。英语不完全是一种世界语言，但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接近。此外，莎士比亚的作品被翻译成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在许多国家被阅读和演出。

以上对莎士比亚的总结来自网络，但将莎士比亚与古希腊三大剧作家进行了比较，充满了对莎士比亚的赞美。然而，古希腊是基于虚构的，因此将其与虚构的莎士比亚进行比较是一个很好的类比。

莎士比亚知道多少个英语单词——6 个谜语？

莎士比亚的36 部戏剧已被翻译成40 多种语言。他的戏剧的原版是英文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人在其中使用更多的英文单词。那么他掌握了多少个英语单词呢？6个谜语：

1. 这个名叫莎士比亚或莎士比亚的人来自一个乡村小镇，没有完成英语语法课程。正常人必须学习到15岁，但他在13岁之前就辍学了。拉丁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2. 他从未上过大学，也没有学过所有必需的古典课程。

3. 然而，莎士比亚的全部36部戏剧都表明这个人知识渊博。据统计，他涉足的领域超过25个，词汇包括法律术语、猎鹰术语等高度专业化的领域。

4.他的词汇量是最有学识的学者和作家的三倍多。据专业研究人员统计，他的总词汇量在15000至21000个单词之间。其中一些词是结构、方言和行话的变体，而另一些则是他自己的话。

当时，普通体力劳动者只使用了300个单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和思想家通常使用4000到6000个单词，而著名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则使用了8000多个单词。这八千个单词里有很多我自己创造的新词。

5. 他在剧中创造了1,500到2,000个新词。现在许多英国人使用莎士比亚创造的词语，却不知道这些词出自他之手。

6.当你阅读莎士比亚的原文时，你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敏感、理解事物的能力以及他思想背后的智慧。可以进一步领略作者深厚的学识和对人生经历的非凡诠释。

一个出身农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怎么能掌握如此多的词汇呢？不是吗？而且，他怎么能够如此准确地掌握宫殿中人们的行为，并如此准确地描述欧洲大陆宫殿中人们的行为？

莎士比亚掌握了大约20,000 个单词，这本身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并让许多人怀疑莎士比亚的真实身份。 1700年，一位长期生活在莎士比亚家乡的博学僧人非常想知道莎士比亚为何拥有如此丰富的词汇，结果令他非常困惑。根本没有任何书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莎士比亚”人知道谁是那个小镇的“莎士比亚”。从此，“莎士比亚问题”正式开始。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走得更远，发表了一篇长达四页的文章，题为《莎士比亚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列出了所有已知的事实来证明他的说法。这肯定会火上浇油，“莎士比亚的真实身份”问题变得更加神秘。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莎士比亚是谁？ [引自张芳《莎士比亚到底掌握多少英语单词？》。参见张放的新浪博客。 ]

经过四百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莎士比亚学者对莎士比亚的生平知之甚少。

“莎士比亚作品的作者身份问题之所以长期悬而未决，是因为目前有关莎士比亚的个人信息太少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对他的生平做出合理的推断，经常受到质疑。”人们对莎士比亚一生的了解比同时代的平民出生的人要了解得多，这要归功于莎士比亚学者400多年来孜孜不倦的挖掘和研究。到目前为止，信息仍然严重缺乏，尤其是关于他的教育背景。关于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史料基本空白。有学者曾经说过，我们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只是他出生、到过伦敦并写作。 [陈星：010.-30000，包括《莎翁作品的作者归属之争》，2015年第4期。 ]

莎士比亚的笔迹仅包含六个签名和两个单词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相当多的，因为忠实的学者已经研究了它的遗骸三个世纪。[[美国]威尔·杜兰特《译林》中文译本，90页，华夏出版社，第一版于2010年7月出版，第二版”版本于五月出版。 2012 年。 ]

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历史戏剧《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的时代》莎士比亚笔迹被发现之前，学者们鉴定出的莎士比亚笔迹中只有六个签名和两个单词。

历史戏剧《托马斯·莫尔爵士》（托马斯·莫尔爵士，以下简称《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手稿写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此后一直不为公众所知，实际上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发现手稿的147行可能是莎士比亚本人的笔迹，此前，一位学者的签名只有莎士比亚的笔迹，这一新发现显然令人兴奋”[郝天虎《莫尔》，第1期]。 2008年。 ]

《莎士比亚》与《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六个不同名字

莎士比亚诗歌和戏剧的作者被认为与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他出生于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小镇，葬于当地的圣三一教堂。然而，在当地市政厅保存的出生和死亡记录中，莎士比亚的名字被拼写为“Shakespere”，而他的戏剧和诗歌作者的名字则被拼写为“Shakespeare”。学者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拼写尚未标准化，这意味着书面英语尚未完善，因此人们可以自由拼写自己的名字。 [参见陈星《论历史剧「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审查》，第《外国文学评论》号，2015年第4期。 ]

“我们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在拼写上比在宗教信仰上更自由。同一份文件上的单词可以有不同的拼写。同一份文件上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拼写。现代人有不同的拼写方式。”马洛（Marlow）、梅林（Merlin）、马利（Marley）和莫利（Morley）等马洛的拼写在他的手稿上留下了六个签名，上面列出的最后三个签名都出现在同一遗嘱第90章上，华夏出版社，第一版， 2010 年7 月，第二版，2012 年5 月。

“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吗？

所谓现存的六个莎士比亚笔迹十分奇怪，令人生疑。

“首先，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从未在任何文件上署名莎士比亚。斯特拉特福当地没有任何与莎士比亚或莎士比亚家族相关的档案将莎士比亚称为莎士比亚。后者基本上只出现在莎士比亚作品中。”莎士比亚的歪斜签名中只有六个被怀疑是真实的，而且每个签名在我在那里的时候都开始变得过时了。由此可见，夏文的文化水平不高，未必是个好人。第三，在这次会议上写作的半文盲不可能是诗人或剧作家。第三，现有的相关档案并没有表明莎士比亚参与过文学创作。第四，夏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认识他，而且可能认识他。人们之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是剧作家莎士比亚。第五，夏文的遗嘱程式化，几乎是照搬模板，遗嘱中没有列出书籍、文具等文人用品。书桌、书架遗嘱中没有提及当时的任何作家，而当夏文最终于1616年去世时，直到1623年才出现文人写下《哀歌》。哀悼的话语渐渐出现。 ” [陈星《莎翁作品的作者归属之争》，2013 年10 月23 日发表。 ]

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不是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去世大约一个世纪后，一些人开始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18世纪，当一位博学的修道士访问莎士比亚的家乡时，发现他的小镇上没有书籍，“莎士比亚的真实性问题”正式出现。自1772年以来，不断有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身份提出质疑，试图将作者认定为培根、马洛、雷特兰伯爵、牛津伯爵、德比伯爵等。证据。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更进一步，发表了一篇题为《莎士比亚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的四页文章，指出历史书中呈现的莎士比亚根本不懂戏剧。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逊·威尔斯和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也支持马克·吐温的观点。

2007年9月，英国两位著名演员德里克·雅各比和马克·里朗斯公开质疑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身份，再次引发争议。他们出现在英格兰南部奇切斯特的一部名为《我是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中，其目的是质疑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否是莎士比亚写的。两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怀疑莎士比亚并不是这些经典戏剧的真正作者，而且他们的怀疑“有充分的理由和合理的理由”。

雅可比和里朗斯都是著名的莎士比亚演员，里朗斯是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艺术总监。他们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深，涵盖了法律、历史、数学等多个领域，但史书记载莎士比亚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很难想象。它。我能够写出一篇文笔优美且具有重大文化内涵的文章。莎士比亚戏剧的真正作者可能是在哲学、政治、文学方面都颇有造诣的弗朗西斯·培根，也可能是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或者是与莎士比亚并肩而立的克里斯托弗·马洛。

“我相信莎士比亚的戏剧应该是多人合作的结果，”雅可比补充道，“我相信一个融合了如此多学科并拥有如此丰富经验的人不可能独自完成。”我想莎士比亚一半以上的戏剧都是德维尔写的。

雅各比和里朗斯表示，他们是代表莎士比亚作家团体提出这个问题的。该组织致力于寻找莎士比亚戏剧的真正作者，目前拥有300 名成员。雅各比和里朗斯的报告收集了详细的信息并系统地证明莎士比亚不可能是他的戏剧的作者。

论据一：虽然莎士比亚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没有发现他生前收到的版税的记录。

论点2：莎士比亚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中。

论据三：莎士比亚在遗嘱中明确表示，他将把自己睡过的第二张床留给妻子，但他的遗嘱中没有提及任何书籍、戏剧或诗集，也没有表现出莎士比亚的语言风格。

论据四：莎士比亚出身平淡，但莎士比亚的戏剧显示作者熟悉法律斗争；莎士比亚从未踏足海外，但莎士比亚的戏剧对异域风景的描绘却栩栩如生。 [详情参见李自驰《译林》，中国经济报，2010年3月第一版。 ]

二。中沙派与怀疑派的冲突

中沙学派与西方学术界质疑者的新论争（2013）

这部作品由学术慈善机构莎士比亚之家信托基金（SBT）的两位莎士比亚学者保罗·埃德蒙森和斯坦利·威尔斯共同主编，22位崇萨特学者合着，向莎士比亚学派发起反击，编成文集：010。 《30000》（Shakespeare Beyond Doubt: Evidence, Argument, Controversy，以下简称《剑集》）于2013年4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3年6月，光明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的时代》（莎士比亚毋庸置疑，揭露被否定的行业）（以下简称《鲁记》）。这本书是对《剑》的回应，试图证明莎士比亚戏剧的正统作者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虽然中沙派顽强抵抗，但中沙派精神却日渐衰落。

“有一种观点认为，莎士比亚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无法写出如此博学和聪明的作品。”然而，华威大学的卡罗尔·奇林顿-拉特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文法学校表现出了极大的严谨：他们能够他们将拉丁语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翻译回来，因此他们使用了隐喻、寓言和夸张等复杂的修辞技巧，他们的理解能力可以与当今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相媲美。

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夏皮罗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怀疑依然存在，但如果战争再次爆发，我们的军队将拥有更多弹药。 “有了这本书，下次出现下一部电影、下一次讨论或下一个有关莎士比亚作者身份的问题时，就会更容易回答。” [康毅《莎士比亚戏剧集》，2013 年4 月3 日出版]

怀疑派越来越盛行，但怀疑的方法却是想办法捕鱼。

“为什么反莎士比亚运动现在向公众开放，收集了大量签名并编制了一份怀疑莎士比亚和反莎士比亚的名人名单，其中包括吐温、弗洛伊德、戈兹沃西和卓别林、惠特曼、爱默生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的电影《十一位“怀疑派”作者联合出书质疑：“夏翁”怎是“莎翁”？》（匿名）》将莎士比亚描绘成代代相传的杰作，《中华读书报》于2013年4月3日上映。 ]

《世界历代名人情感揭秘》 【《莎翁无疑：证据、推理，论战》 创刊于1791年，由英国最早的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出版——引用】根据3月30日发表的文章，莎士比亚疑似被杀了77人，其中包括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 1626 年），第17 代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1550-1604 年），最受欢迎的嫌疑人包括诗人兼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 年），甚至最不可能的候选人伊丽莎白一世（1553-1603 年）。 ）。”[康盖，2013.4 月3 日。 ]

正如上面引文所解释的，质疑莎士比亚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否认莎士比亚本人作为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既然莎士比亚是虚构的，那么怀疑派的学者们试图寻找另一位真正的作者。这也是种树后求鱼的错误。事实上，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不存在真正的剧作家。

三。莎士比亚的《公案》

尊重莎士比亚，歌德为创始人

根据托尔斯泰的研究，“18世纪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仅没有特殊的声誉，而且比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受到的尊重也更低……这种声誉始于德国，然后”那么谁扮演了莎士比亚呢？在托尔斯泰看来，其中的关键角色是当时的德国艺术领袖歌德。用托尔斯泰略带讽刺的话来说，他是当时美学问题上的舆论独裁者。

“……更重要的是，他（歌德）宣称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世界观与莎士比亚的世界观不谋而合。”野兽的尸体，他们争先恐后地答应了，开始寻找莎士比亚作品中不存在的美……这些人也是莎士比亚的创始人。 ”[杨建民《莎翁无疑？——揭露一个自欺欺人的产业》，2008年第7期。 ]

歌德作为一个德国人，为何极力赞扬英国演员？事实证明，这也是出于构建“西方中心论”的现实需要。在这方面，德国和英国有着共同利益。

20世纪初，托尔斯泰提出了“莎士比亚公案”。

1903年11月，托尔斯泰写下了长篇论文《没有马翁，不是牛翁：莎翁就是莎翁》，全面系统地驳斥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莎士比亚，“彻底完成了”莎士比亚。用后来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它引发了文学批评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

托尔斯泰听从别人的建议，反复阅读俄文、英文甚至德文译本，却又体会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厌恶、无聊和困惑。为了写《中华读书报》，托尔斯泰在75岁时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他不再困惑，而是说“莎士比亚作为无可争议的天才、伟大作家的声誉，迫使现代作家模仿莎士比亚，并迫使读者和观众相信自己的审美和道德，我非常确信它扭曲了” 存在，就像所有谎言一样，是一种巨大的罪恶。 ”

托尔斯泰提出了艺术作品的三个标准。 首先，取决于工作内容。内容越有意义，对你的生活越重要，你的工作就会越好。其次，它是通过与艺术相适应的技术实现的外观美。 “或者说形式之美。”第三，取决于真诚，即取决于艺术家对他所描绘的事物的真挚的爱憎之情。

因此，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第一点来看，“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容，从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崇拜者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是最卑鄙、最庸俗的世界观，其中贵族的强大和强大的外表是人们的基础，蔑视群众，即工人阶级，并否认任何改变现有制度的意图，包括宗教和人道主义意图。 ”

第二条：“形式美”，这也是莎士比亚所有作品中完全缺乏的。他除了表现情感进展的场景安排外，缺乏理性的情境、人物的语言，主要是情感的感觉。没有比例感，作品就不是艺术品。 ”

在托尔斯泰看来，最重要的条件，第3条，——真诚，“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中绝对不存在。我们在所有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种故意的行为。显然。他并不认真。他在玩文字游戏。”

为什么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长期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尽管它们不符合他认为的任何艺术要求，而且其倾向仍然极其粗俗和不道德？托尔斯泰从自己接触莎士比亚的经历中感到，在与人们讨论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发现了使人们能够理解莎士比亚巨大受欢迎的秘密”。对于这一惊人的声誉只有一种解释。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通过信仰而不是通过知识或推理来接受这些教义。

基于这一分析，托尔斯泰对几乎所有赞扬莎士比亚的情况都提出了最严厉的讽刺和批评。赞美歌德。莎士比亚、美学评论家纷纷效仿，写出冗长、含糊、看似知识渊博的文章，欧洲公众开始欣赏莎士比亚……结果，莎士比亚的名声越滚越大，现在仍然如此。现代这种疯狂的赞美，这种赞美，除了明显被欺骗之外，没有任何依据。”[详情见杨建民《匿名》，2008年第7期。 ]

欣赏莎士比亚的负面影响是失去辨别好坏的能力。

在托尔斯泰看来，至少在艺术方面，“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伟大天才的作品，体现了审美和道德完美性的诱惑，这给过去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以及现在。

托尔斯泰接着说：“这种危害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戏剧的衰落，以空虚和不道德的娱乐取代了这一重要的进步手段；第二，人民的堕落。它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直接腐蚀了他们。 ”

在托尔斯泰看来，正如典型的戏剧艺术形式一样，赞扬莎士比亚会产生负面后果。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到一批没有才华的普通作家，也影响到一些有技巧的作家。 “自从认定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完美的杰作，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写，不仅没有宗教内容，而且也没有道德内容，所有剧作家就开始模仿莎士比亚，写歌德和席勒的空洞戏剧，雨果和普希金，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17-1875）的历史剧。

那么普通观众和读者呢？ “当今生活在所有年轻人心中的完美道德典范不是人类的宗教和道德导师，而是首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莎士比亚），并代代相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年轻人对这种有害影响是免疫的，我做不到。”

“重要的是，当他接受了莎士比亚作品中弥漫的不道德的世界观时，他就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更多信息，参见杨建民：010 -30000，2008年第7期。”

四。莎士比亚原本是一个文盲演员

历史上存在的莎士比亚，教育背景很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

“斯特拉特福教区教堂记录的威廉洗礼日期是1564 年4 月26 日。莎士比亚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 在1709 年记录了斯特拉特福的传统。他写道，他的父亲“在几所公立学校抚养他长大”。 “很多年过去了……但随着家庭情况恶化，他在家里需要帮助，他被迫辍学，现在约翰逊在第一版剧本中是这样说的。” 。 “你对拉丁语知之甚少！你对希腊语知之甚少。很明显，这位希腊剧作家仍然留在《莎士比亚》中，但他在舞台剧中并不是很重要。“如果他学了足够多的拉丁语，包括笑话和双关语，他可能只是一个学者，但没有多少人知道。” “[美国]威尔·杜兰特《没有马翁，不是牛翁：莎翁就是莎翁》中文译本，91页，华夏出版社。第一版2010年7月，第二版刷2012年5月。”

当时英语本身刚刚进入书面语言阶段，标准的文学语言还没有形成，不仅莎士比亚的知识水平低，而且整个英伦三岛没有一个人会莎士比亚。知识水平高。

威廉·莎士比亚是一名演员

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 在撰写有关1681 年的文章时写道，年轻的威廉在偷鹿肉和兔子方面“总是很幸运”，尤其是从托马斯·露西爵士那里偷来的。因为他不好，露西爵士鞭打他并监禁他。 1582年11月27日，马弗里克18岁时，与25岁左右的安妮·海瑟薇结婚。当时的情况表明，莎士比亚于1583 年5 月，即结婚六个月后强迫结婚。诗人带来了一对双胞胎，他们于1585 年2 月2 日受洗，但莎士比亚可能在今年年底到1592 年间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发现他是伦敦的一名演员，但没有关于他这一时期的记录。 “[[美国]威尔·杜兰特《中华读书报》 中文译本，91页，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2012年5月第二版。”

于是，出生于斯特拉特福小镇的威廉·莎士比亚走出去，成为了伦敦的一名街头艺人。

——年伦敦剧院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本质是野蛮、粗俗、粗俗。

“卡斯顿教授多次（在他的书中和他的课堂上）说过，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是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吸引了从王公大臣到人贩子和走卒的所有人。它的地位和今天一模一样。 “电影作为文学是次文学的，就像戏剧时代的明星是演员而不是剧作家一样。” .这与我们将莎士比亚视为英国文学中心经典的概念有很大不同。事实上，文学如何成为文学，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建构的过程。 ” Scott Caston 《观察家报》，郝天虎和冯伟的中文译本译者序，第16-17 页，商务印书馆，2012 年6 月。 ]

《观察家报》（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1593），他的天才因模仿和无聊的死亡之舞而被削弱。在舞台上，泰特斯杀死了他的儿子，而其他人则和她一起出现在舞台前。叛徒在毫无兴趣的观众面前砍掉了她的手，割掉了她的舌头，嘴里满是血。莎士比亚的两个儿子也在舞台上被谋杀，他的虔诚批评者错误地认为莎士比亚无法写出如此无厘头的作品，并试图将这一谋杀情节纳入其中。事实上，莎士比亚写了很多东西。 “[[美国]威尔·杜兰特《没有马翁，不是牛翁：莎翁就是莎翁》 中文译本，93页，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2012年5月。本月第二笔。”

当时伦敦剧院上演的这类低俗戏剧非常受欢迎，受到伦敦各类观众的喜爱，可能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低学术水平迎合了这种低俗品味。

历史剧《中华读书报》 莎士比亚的手稿有147行吗？

所谓历史剧《托尔斯泰制造“莎士比亚公案”？》出现于19世纪中叶，而莎士比亚的笔迹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认可，所以其实并不可靠。 [示例：诺顿版《世界文化》，2012 年。 ]

“历史戏剧《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托马斯·莫尔爵士，以下简称《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的手稿写于16 世纪末或17 世纪初。[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哈罗德·詹金斯(Harold Jenkins) 写的：010 -30000 最初写于1590 年左右- 1593 年并于1594-159 年左右修订

5年。见“Supplement to the Introduction,”The Book of Sir Thomas More,ed.Sir W.W.Greg,Oxford:The Malone Society,1961,p.xliii.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者认为《莫尔》原作于1590年代早期，修改于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死后不久。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者认为原作于1592年末至1595年中，很可能是1592－1593年，修改于17世纪初。]一直湮没无闻，不想到了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竟在学界掀起了惊天波澜，因为人们发现，手稿中有147行可能是莎士比亚本人的手迹。此前，学者确认的莎士比亚手迹仅有六个签名和两个单词，这一新发现显然令人欢欣鼓舞。自维多利亚时期亚历山大·戴斯（Alexander Dyce,1844）和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Simpson,1871）以来，数代古文书学家（paleographer）和莎学学者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显著者如W.W.格雷格爵士（1911）、爱德华·蒙德·汤普森爵士（1916）、A.W.波拉德（1923）、R.W.钱伯斯（1931）、R.C.鲍尔德（1949）等，[sir W.W.Greg ed.,The Book of Sir Thomas More,Oxford:The Malone Society,1911（1961重印），尤其是Greg的“Introduction.”Sir Edward Maunde Thompson,Shakespeare\’s Handwriting:A Study,Oxford:Clarendon,1916.A.W.Pollard et al.,Shakespeare\’s Hand in the Play of Sir Thomas Mo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23（1967重印）.R.W.Chambers,“Some Sequences of Thought in Shakespeare and in the 147 Lines of‘Sir Thomas More’”,Modern Language Review 26.3(July 1931):pp.251－80.R.C.Bald,“The Booke of Sir Thomas More and Its Problems,”Shakespeare Survey 2(1949):pp.44－61.]终于在20世纪中叶基本确定了《莫尔》一剧中莎士比亚的手迹和部分作者权。”[郝田虎《论历史剧「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审查》，载《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1期。]
“‘《莫尔》是一部历史剧，中心人物是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7-1535），剧本描写莫尔如何成功地制止伦敦市民反对外国人的动乱，后来因为拒绝支持亨利八世而被囚被杀的故事。据研究，《莫尔》一剧故事的首要出处是拉斐尔·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主持编写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以下简称霍林希德《编年史》）。[Raphael Holinshed“只是该书的编者之一，近十二个人花了二十多年才完成编写，先后两版也截然不同，第一版1577年，1587年的增补版主要是在霍林希德死后完成的”。见Annabel Patterson,Reading Holinshed\’s Chronicl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3.“霍林希德《编年史》”是这部史书的习惯名称。]”[郝田虎《论历史剧「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审查》，载《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1期。]
按：霍林希德《编年史》是一部伪书。因为，从成书的时间来说，霍林希德《编年史》是由近12个人花了20多年才完成编写，第1版为1577年，1587年的增补版主要是在霍林希德死后完成的。据诸玄识先生考证，在西方历史学而言，《编年史》这种历史学方法不可能早于17世纪[说见[英]诸玄识《虚构的西洋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不仅如此，霍林希德《编年史》中所述关于托马斯·莫尔的故事，显然也是出于后世的虚构。
实际上，托马斯·莫尔是以《乌托邦》一书而闻名于世的，然而《乌托邦》一书晚出，托马斯·莫尔的声望是后人赋予他的，属于大英帝国打造其“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大英帝国的“文化建设”者们，为了证明托马斯·莫尔确实了得，因而杜撰了他的事迹，然后才有了创作历史剧《托马斯·莫尔爵士》的需要。通过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托马斯·莫尔爵士》证明英国历史的悠久及莫尔的伟大，再通过伟大的莫尔及其伟大时代，印证莎士比亚的出现为时代的必然。
为了证实虚构的人物，就需要构造另一个更早的人物及其作品或故事，从而达到其以假为真、以假真证真假为真，两假互证，弄假成真的目的。
享誉世界诗坛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原来是抄袭意大利人的诗作
“大约是从1593年起，他开始写十四行诗，但是都未出版。十四行诗开始建立起他在当代诗界的杰出地位。从技巧上看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品中，最完美的部分乃是取材于文艺复兴时代彼特拉克十四行诗这一宝库——譬如爱人的瞬息之美，她残酷的犹疑和矛盾，闲暇的时光凄凉地流逝，情人的嫉妒和热切的渴望以及诗人自夸在他的诗律中，淑女的可爱和名声将永留于世等；甚至于字句和描述词，也是取自康斯特布尔、丹尼尔、沃森（Watson）和其他十四行诗诗人，不过这些人本来就是窃取他人之美的，他们无一人能将十四行诗处理得一贯，他们仅是偶尔作作诗。”[[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的时代》中译本第93-94页，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2012年5月第2刷。]
多么有趣的逻辑！因为别人是剽窃来的，莎士比亚将别人剽窃的东西再度抄袭来用，却可以不仅不用背负剽窃者的名声，反而被人类导师推崇为世界级的天才大诗人……
五．莎士比亚剧作是大英帝国的“文化建设工程”
莎士比亚并非“文学戏剧家”
“事实上，我们没有证据说明莎士比亚是厄恩意义上的‘文学戏剧家’。莎士比亚有意出版他的剧本，没有现存的文献可以说明这一点，也无法从出版方面的事实出发轻而易举地论证出来。他从未给出版的剧本撰写过一篇序言（而同时代其他剧作家却写过），他也从未尽力确保出版的剧本是他本人创作的准确再现（同样，其他作家的确这样做过）。即便剧本是以早期版本的‘修改’或者‘增补’版的形式发表，也没有迹象表明莎士比亚参与了这些作品的出版。莎士比亚的确创作过一些篇幅过长而无法完整上演的剧本，但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无法确定他对于读者或作品出版感兴趣，只能说明他乐于违背剧场的演出要求。”[[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中译本，中文版序第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构建莎士比亚的形象的其发端为印刷商利益驱动
由于莎士比亚学历很低，恰好迎合了当时伦敦剧场低级趣味的观众需要，因而大受欢迎，一时名声大噪，引起了出版商的关注。
2011年8月戴维斯科特卡斯顿在为《莎士比亚与书》中文版序言「十年之后」中说：“莎士比亚成为一个文学人物，最终成为全球性的重要人物，应该归功于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种种活动，而不是他本人的抱负。……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付梓的剧本（只占他创作总数的一半左右）是以廉价的小册子形式出版的，通常是不可靠的文本；他生前并没有结集出版的剧本。……只有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在与他本人志向毫无关系的文化压力的推动之下，莎士比亚才变成了后来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人物。”[[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中译本，中文版序第5-6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书商的行为主要受利益驱动，迎合市场需要，他们出版莎士比亚的剧本时‘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保存英吉利民族最伟大作家的作品。’”[[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中译本译者序第22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对莎士比亚剧本形成过程的研究比较靠谱，得到人们的重视。
莎士比亚的形象如橡皮泥，任人捏来捏去
“人们并不总是以近乎神圣崇拜的态度对待莎士比亚，许多时候他无非是一块像皮泥，任人捏来捏去。自德莱顿以降，改编莎士比亚之风如此强劲，以至于18世纪致力于恢复莎士比亚真实文本的学者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亦未能免俗，他‘吸取其全部精华，去除其糟粕’，按照新古典主义时代的趣味和社会风尚，将历史剧《理查二世》篡改为爱情悲剧。读史至此，我们禁不住一面惊异于后来者的创造性，一面感叹莎士比亚的弹性/韧性/可塑性/灵活性。”[[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中译本译者序第22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莎士比亚就像孙悟空的毫毛，其形象千变万化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并不在于有一个真实的、理想的、永恒的莎士比亚[事实上，卡斯顿教授的结论是：无论莎士比亚以何种物质形式呈现出来供我们观看/阅读/聆听/欣赏/批评……，他都不是‘真实在场’（real presence），而是像丹麦王子之父的鬼魂一样，是一个可疑形状，一个‘我们称为莎士比亚的幽灵般的存在’，仅此而已]，而恰恰在于莎士比亚已化身千百，变幻莫测，伸缩自如，适应性极强。莎士比亚就像那孙悟空的毫毛，说变就变，而各种形式的物质载体——无论表演、朗诵、手稿、印刷，还是电影、电视、录像、电子媒介等——则是莎士比亚逃不脱的‘紧箍儿咒’。‘紧箍儿咒’使莎士比亚痛苦（甚至因此‘变得畸形和残缺’，面目全非），但它也成就了莎士比亚，把他培养成为文学界的‘斗战胜佛’。”[[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中译本译者序第2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数代学者努力的结果——达成莎士比亚文本不确定性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数代学者的莎士比亚编辑史恰恰证明了莎士比亚文本的不确定性。卡斯顿正确地指出，“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尽管以其勤奋和才识见称，然而首要的成果却是，人们终于就莎士比亚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达成共识”……莎士比亚现存的手迹仅限于六七个签名、两个单词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中的147行……
尽管在后理论时代的总体氛围下，莎士比亚不再神秘，莎士比亚作品不再那么神圣，但对莎士比亚的“诗人崇拜”（bardolatry）远未结束。当然，这种崇拜无可厚非（总比“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拜物教来得好些），但不妥的是，“诗人崇拜”常常蒙蔽了我们的慧眼，导致一种情绪不恰当地支配了我们的认识。”[[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中译本译者序第24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9世纪的“英国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中心”
“英国的状况直到现在仍然引起欧洲其他一切民族的羡慕；每个在表面上兜圈子、只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的人也都是如此。英国是一个像现今能够存在的、实质上也像所有其他曾经存在过的世界帝国一样的世界帝国，因为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和凯撒帝国，还是英帝国，都是文明民族对蛮族和殖民地的统治。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威力和财富上同英国匹敌；这种威力和这种财富并不像在古罗马那样仅仅集中在专制君主一个人手里，而是属于民族中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在英国，对专制主义的恐惧和对王权的斗争不复存在，已经有一百年了。英国无可争辩地是地球上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北美也不除外。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天赋的独立性，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是没有什么可引以自豪的，德国人就更不用说了。英国的政治活动，新闻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使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最坚强的活力，还有最冷静的思索，就这点来说，大陆上的各个民族也远远落在英国人后面了。英国陆海军史是由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构成的，八百年来英国在自己的海岸线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敌人。能够和英国文学竞争的恐怕只有古希腊文学和德国文学了；在哲学方面，英国至少能举出两位名人——培根和洛克，而在经验科学方面享有盛名的则不计其数。如果谈到贡献最多的是哪一个民族，那谁也不会否认这个民族就是英国人。”[[德]恩格斯《英国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58-55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1刷。]
虚构莎士比亚出于大英帝国“文化建设”的需要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是一个各种文化机制作用下的历史过程；正如著名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所指出的，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是莎士比亚，他的经典地位是在18世纪中期左右确立的。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断言：‘所谓「文学经典」,所谓「民族文学」毫无疑问的「伟大传统」，必须被确认为某种建构，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原因形塑的建构’（《文学理论导论》）。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的历史过程，就是‘莎士比亚’被‘建构’的过程，无论莎士比亚本人的动机和意图为何。
……首先，我们所知晓的莎士比亚不一定是——甚至很可能不是——莎士比亚的本来面目；其次，作为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文本其实并不确定；再次，四百年过去了，从本来的莎士比亚到我们所知的莎士比亚（无论其人其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建构的过程。”[[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中译本译者序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我们知道，英国从17世纪开始，通过海外殖民与贩卖黑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然后将所获赃款用于投资，经过不断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扩张到19世纪终于建立起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在其称霸世界的同时，由于其贫穷、愚昧、野蛮的历史，与其大英帝国的光景不相匹配，于是就不遗余力地杜撰起了高于其他民族的辉煌的文化简历。
六．“莎士比亚剧作”是基于中国文化及文学的伪造
1．“莎士比亚”品牌
历史上真实的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戏子。因其拿来故事，即兴发挥，演戏演得不错，生前颇受观众的欢迎。当时的英国国情和戏剧都很原始，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戏剧尚处于原始阶段，而未出现“分工”：无需剧本，演员自编自导而入戏。莎士比亚的观众和他本人及其上下几代亲人，几乎全是文盲。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讽刺道：
如果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一个“人”（MAN,大写强调。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神”），他出生在粗陋的时代，仅有最低教育，未被任何书本知识或世界见闻所指导；那么，他可以被考虑为“奇才”（prodigy,又译“怪物”）。进而，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能够为有品位、有教养的观众提供娱乐；那么，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赞美则必须大打折扣。
莎士比亚退休和逝世之际，却没有外人问候，默默无闻，犹如孤魂野鬼。过了好几年，他生前工作的剧场用他的名字写脚本、演旧戏，但不受欢迎。英国清教徒革命时期（1640—1660年），莎士比亚戏剧因其充满怪力乱神，“淫乱、不道德”，而被禁演。20年后，英国王位（查理二世）复辟，舞台开禁；但改编的剧作者们则抱怨莎士比亚剧本“垃圾成堆、粗活连篇”。然而，为了商业利润，剧场老板只好继续利用当时算是传奇人物的“莎士比亚”，重写剧本，上演新剧；结果收效显著，赢得人气。
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1859-1926年）说：“莎士比亚的信息已经被篡改，莎士比亚的资料是现代的伪造。”
自从1660年代，莎士比亚成了“品牌”，汇聚旧剧新篇，不断更改和汇集，与时偕行；跟随着英国国运的上升，水涨船高，一路潮前。
2．文艺复兴的神话
按照现在的通说，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文艺巨星（天才戏剧家和诗人）。但这都是在19世纪被西方中心论及帝国主义学者加封的桂冠！
《英语词源词典》称：“文艺复兴”（Renaissance,法语）一词首次问世在1840年；其定义为：“基于古典艺术和知识的伟大复兴的时期，开始于14世纪的欧洲。”（great period of revival of classical-based art and learning in Europe that bega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1840）。
然而，14—16世纪欧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城邦，只不过是蒙古征服和与郑和远航打通了亚欧大陆及陆海丝路之后，出现的“向化东方”的几个热点。当时，其余欧洲——包括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地区——还都是“文化荒漠”。
达芬奇等人抄袭和滥用中国技术，引发意大利的战乱，分裂好几百年。就整个欧洲而言，尽管由于中国的“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等）使其得以向外宣泄祸因乱源，其本土却未能摆脱陷溺数世纪、死人几千万的宗教战争。由于缺少“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17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不仅未能创造科技，甚至几乎不能拥有外来科技——科技的使用意味着“基督教欧洲”的自我毁灭。大卫·波特教授说：
当第一批达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把他们的报告送回欧洲的时候，……正值深刻危机和动乱的爆发。那就是被天主教和新教首领互相怀疑所点燃的三十年战争，血泊淹没了从波罗的海到莱茵河的大半个欧洲。
中国拯救了西方，并且使它有了“文明”。这是耶稣会士来华之后，在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从中国大量“取经”到欧洲的结果。17—18世纪，“中国热”（欧洲启蒙运动，吸收中国文化）和“中国风”（浪漫主义运动，吸收物质文化），全面塑造了西方；首先是使西方从“神的社会”变为“人的社会”（儒家化），进而采用中国的国家制度、生产及生活方式、经济及经济学，乃至整体意义上的“西学”（西学中源）。
3．莎士比亚和英语
18世纪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囊括了英语的精华，但这绝不是莎士比亚本人的作品，也与17世纪时的所谓莎剧完全不同。实际上，莎士比亚没有留下一部剧本、一句台词。主流西方称，被发现的一个“手稿”（托马斯·莫尔）中有几行字是莎士比亚的手迹，似是而非，全不可信。被查实的六个莎士比亚的签名，每个拼写都不一样，字形狼藉无体，这是他不识字的明证。
英文，在莎士比亚生前的时代还属于方言土语，其书面语言尚属刚刚起步阶段，还不能用于高深或高雅的写作；以致在他死后，学者们诸如培根、牛顿和休谟，都用法文或拉丁文著书立说。17世纪上半期的欧洲陷于宗教革命与宗教战争，教派间相互迫害，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当时恰值欧洲诸方言“书面语音文字”群起而林立，不料却造成了“沟通危机”，加剧了战祸。在这样的情形下，欧洲多国都不得已，接受了汉语的启迪、进行语言改革。奥布莱恩说：“热衷于改革欧洲各国土话的语言学家们，称赞中国是‘语言理性的典范’。”
17-18世纪，在整个欧洲掀起“中国热”（启蒙运动）和“中国风”（浪漫主义），其间西方字母文字——尤其是英语——大量撷取“中国话语”（雅言），从而使自己的口语土话在书面语言的形式上，升格为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通用语言”。
詹金斯教授说：“英国文学产生了充满‘中国风’的自我版本”。“英语文学之领悟中国，成为英语自身兴起的基本要素。”“由于‘中国风’及其物质文化的影响，18世纪后期的小说，发展出更多的细腻入微的物物关系词汇，用来区别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世秩序……。
英国和英文成长之快，文学从无到有，乃至可谓“重熙累洽、扶摇直上”；从而每隔十余年，莎剧都是摇身一变、焕然一新，而狂揽时潮。
华耶稣会士将古今华夏的各个方面介绍到欧洲，汉语概念流行起来，成为风范；这就使欧洲诸语言被大换血，从而，字母词汇成千上万地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举几个例子：
西方语言中的“启蒙、开化”（enlightenment,1660年左右）、“教化、开导”（edification,1650年左右）、“文明”（civilization,1772年）、“封建制度”（feudalism,1736年）、“自由放任”（laissez-faire,1822年）、“文官制度”（civil-service,1785年）和“公务员”（Civil servant,1800年）等重要文化词汇（雅言），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启蒙”之下、吸取了汉语文字内涵的基础上，将其自身的方言土语进行脱胎换骨而形成的。
波特教授指出：“汉字密码”蕴藏在西方文艺和文字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
4．“莎士比亚剧作”原来是“中国风”
中国戏剧早在莎士比亚生前就已经进入英国，不断地被摄入“莎剧”。18世纪以前的中式戏剧和“莎剧”的关系是，以中式戏剧之“阳春白雪”，改造“莎剧”之“下里巴人”。伏尔泰评论：“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魔鬼式的闹剧’（the Chinese drama was superior to the monstrous farces of Shakespeare）。”在“光荣革命”（1688—1689年）之际，玛丽女王从荷兰带回“中国风”；在她的影响下，珀塞尔（Henry Purcell,1659—1695年）改编莎剧《仲夏夜之梦》（《仙后》），并且嵌入中国场景。但这远非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剧作。
最近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2年》[［英］琳达科利，商务印书馆，2023年。]一书中，根本没有莎士比亚的影子。照理来说，如果当时真有如今日所见之辉煌戏剧的存在，在该书所述时间范围的一两百年间，莎剧、莎翁应该成为英国民族国家及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才是。
原来，事实上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剧作是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1707—1832年）的后半期才被炮制、打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并非16世纪的作品，而是在18世纪被“原创”出来的。事实上，它是由众多“莎士比亚编辑”不断创作、改写、重写，编篡、编造而逐渐形成的；较之17世纪“下里巴人”的老莎剧完全是面目全非、脱胎换骨，与当年莎士比亚本人所演的低级趣味之闹剧，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18世纪英国文学的时代背景存在两股“新风”：伪造之风与“中国风”。18世纪的英国是“文学大伪造时代”（great age of literary forgery）。诸如：查尔斯伯特伦之“罗马—不列颠”、麦克弗森之《奥西恩》（欧洲古诗）、托马斯珀西之《古代英语诗歌遗产》和艾尔兰之“沃蒂根”。最重要的莎士比亚“编辑”之一乔治史蒂文斯，不仅莎剧（把假资料填塞于“莎士比亚作品”之中）纯属杜撰，而且还大量伪造相关文献及信件。
按照奥布莱恩教授，17-18世纪的欧洲全然是“中国时代”。他写道：“中国捕获了欧洲人的心灵。”“罕见有文化的欧洲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中国被奉为一个真实的“哲学家王国（philosopher-kingship）”。艺术家们拥抱中国风格。“智者们寻求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
詹金斯教授说：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是被“中国风”启动、推动的，它给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带来了生活雅趣和文艺审美，也影响了莎士比亚的美学（指产生于18世纪的现代版莎士比亚）。
5．“莎士比亚剧作”是殖民主义的文化工具
18世纪英国的学界泰斗及莎士比亚编辑塞缪尔约翰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见范存忠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他的学生之一、演员和导演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1717-1779年）是“莎士比亚崇拜”的台前推手。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前夕，大卫加里克与法国人合演《中国节日》，被伦敦的爱国暴民砸场；四年后（1759年），加里克成功地导演、主演《中国孤儿》，标志着英国与法国争夺“中国风”而获得自主权。然而，在家族血统上一半法国人、一半爱尔兰人的加里克，为了洗清他不久前被骂为“卖国贼”，大搞莎士比亚崇拜；不仅把“中国风”的戏剧资源注入其中，而且主持了莎士比亚庆典（1769年）。
英法七年战争英国胜出，从此英国开始怀抱全球帝国，便加紧编造其民族和文化之“优越性”，于是筑起“莎士比亚丰碑”；把英语和莎剧推行于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凌驾于、甚至摧毁当地文艺。格莱克曼教授说：
莎士比亚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而他在亚洲的普遍存在归因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欧美的文化帝国主义。肮脏的（西方文化）话语与战争、不平等条约、领土割让、治外法权和赔款，联系在一起。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亚洲观众崇敬和欣赏莎士比亚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的疏离和抛弃其本身的文化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文化和精神鸦片奠基了中国的新文艺。安德鲁·迪克森在《全球莎士比亚》中评论道：“在中国，被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开辟的通商口岸，变得繁荣起来；在那儿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焚毁圆明园罪魁之一的伊利近（额尔金），是一个莎士比亚崇拜者，他此前曾企图让中国皇帝阅读莎士比亚。在火烧圆明园之后的第四年（1864年），英国上流社会百万人隆重纪念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仍然有“主流学者”拿莎士比亚剧作来贬低真正的人类喜剧瑰宝——中国元曲，甚至以“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为标题发表文章，意思是说汤显祖怎么可能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呢！这完全是一种殖民主义心态的活化石。
原载：《名作欣赏》2023年第1期、第2期